学者建言上海2040：文化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引擎

　　上海陆家嘴风貌。 澎湃资料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在城市形态、制度规范、市民行为等方面日趋雷同，但文化上的区别则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价值。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拥有独特文化特征和文化品质的城市往往能够脱颖而出。

　　在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层面上，上海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诸多开拓性的经验以及值得警惕的反思，尤其是在文化空间和文化融汇方面。而随着近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以下简称“上海2040”）草案的公示，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策略，以及在未来城市发展中位置，再次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8月26日到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创新型学科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日本兰心大戏院研究会共同主办了题为“文化空间与文化融汇——上海都市文化演进历史暨兰心大戏院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到来自历史学、建筑学、文化学等不同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上海在城市演进、变迁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得与失，为2040乃至更为广阔的未来提供智慧。

　　2015年8月16日，上海市闸北区苏河湾核心区域，首批搬迁的安康苑旧区改造居民与老邻居挥手道别。张新燕 澎湃资料图

    理想的城市更新并不只是翻新街区

　　去年上海静安区与闸北区的合并消息，让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看到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即城市更新主要以旧区改造的形式出现，不断地向高端化靠拢。

　　城市社区向高端化发展的方向并没有问题，对于生活在旧城区的居民来说，显然是对于包括住宅、街道、公园、绿地等居住空间，以及通勤、求学、购物、娱乐等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上海城市的很多历史记忆和所独有的文化很可能被阻断，这让包亚明感到遗憾。

　　在包亚明看来，上海城市更新的驱动力是土地价值的提升，使得生产性街区向消费性街区转移，从而置换出空间的经济价值。

　　比如，在包亚明的理解里，“苏河湾”开发项目是闸北借助苏河湾这样的名片重塑地理景观，实现加入中心城区行列的必然路径。但是正因为苏河湾的膨胀，使得闸北本就幸存不多的石库门式历史建筑逐渐消逝，包亚明认为，以牺牲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独特文化为代价开发地产，是得不偿失的。

　　“虽然从理论上讲，城市更新能以全新的方式带给整个城市区域发展的机会，但其实在更新过程中，主导者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效益的实现逻辑，而不太可能实践一种可持续的、着眼未来的发展模式。”包亚明认为，理想的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意味着街区的翻新，而应该上升到与城市生活品质相关的层面来思考，土地利用经济、邻里复兴、历史文化记忆、公共政策、人居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等都应在规划前被纳入考虑中去。

　　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前的石狮子。 高剑平 澎湃资料图

　　外滩23号的成功

　　包亚明提出的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陆邵明看来，实际上是地方城市空间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挑战。

　　陆邵明将民族性、地域性的城市空间视为一个城市文化传承的典型载体。“我们看城市的建筑物、景观、人的服饰和人的活动，就能清晰地辨识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文化如何。”也就是说，城市空间赋予了城市个性，“正如约翰·罗斯金所言，人类记忆的两个明灯，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建筑。”

　　但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扩张，这种表现在建筑上记忆传承还在继续吗？实际上，人类城市的样态正在趋同，城市独有的个性也在消逝。这种趋同，在陆邵明看来，实际上是西方或者美国的城市模板在全球的扩张。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印度，在伊斯兰世界，都在发生着。

　　在1997年加拿大一本建筑学杂志上，浦东陆家嘴的建筑群成为了该杂志的封面，“整个浦东陆家嘴的建筑，能看到中国文化影子的建筑只有一个，就是金茂大厦，这也被认为是本世纪中国最出色的高层建筑。但这个建筑的设计师却不是中国人。”陆邵明介绍说。

　　现代化、国际化自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路径，那正如包亚明所问，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独特文化真的不能与城市的现代化追求有效互动，和谐共生吗？上陆邵明给出了一个成功的样本：1922年建成的外滩23号中国银行。

　　图中右数第三幢方顶建筑即为外滩23号中国银行

　　外滩23号中国银行在设计之初，其拟建区域的周边实际上是被西式古典建筑建筑所包围，设计者必须考虑中国银行应该以怎样的面貌面对世界。其最初的设计方案和旁边的沙逊大厦、横滨正金银行一样，也是西式古典建筑。

　　但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希望：中国银行能在外国人的外滩显示中国银行与一切外国银行平起平坐的实力。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则认为，“中国银行应该为国家经济服务，为老百姓生活服务”，他希望中国银行是近代化、国际化的，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被外国人垄断的局面。

　　这两种意见汇集在一起，中国银行的样态就应该是既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元素又符合国际化的结构。负责落实的设计师就是拥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建筑理念的陆谦受，他主张，成功的建筑要符合实用的需要，同时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和美术的原理，更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在这种主张的支持下，外滩23号中国银行成为了外滩西洋建筑群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外观上完全是中式建筑的风格和精神，内部结构则是国际化、现代化的。

　　“它在气势上、美观上，完全不输旁边的沙逊大厦，同时又与这些西式古典建筑完美融合，不显得突兀。”陆邵明认为，这种将地域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现代性融合的理念，实际上正越来越受到建筑师以及城市设计者的注意，在全球各地都有成功的案例，而它给我们在城市发展中的启示显然不仅仅局限在建筑本身。

　　文化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引擎

　　“上海2040”草案公示后，很多学者都给予了关注。在这次研讨会上，上海市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屠启宇就特别从文化方面为上海2040勾画了愿景和发展策略。

　　之所以特别重视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因为屠启宇看到，一个拥有良好文化氛围和厚重历史积淀的城市，不仅能够增强居民对城市的认同，促进不同群体间的融合，增强城市的活力和包容性，也能够吸引诸多高端产业和专业人士的聚集，激发出创造性的商业模式，有效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所以当前西欧、北美和东亚等地区领先一步的城市，都在以文化作为地区发展的催化剂和引擎。”比如欧盟1985年启动的“欧洲文化之都”计划，伦敦自2004年以来接连制定的三份文化战略规划，新加坡1999年到2015年间制定并实施的三个阶段的“文化复兴城市”规划，都是这种理念催生出来的。

　　但在屠启宇看来，上海尽管这些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上海城市文化的代表性形象，多数还停留在外滩、陆家嘴、东方明珠等建筑空间层面，广场、滨水地带等新型开放空间、标志性人物形象、标志性艺术作品不够突出；文化人才生存成本高；民间非营利性文化活动太少，文化社团发育不健全；过分追求国外潮流，轻视本土文化特色；对“海派文化”不够自信，未能给予持续维护和长期引导，以致于当今关于“海派文化”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

　　“总览全球文化发展态势，上海要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那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中心就是上海的必然选择。”

　　至于如何发展，屠启宇认为，必须从上海“融合、时尚、规则、精致”的文化内涵着眼，打造一条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路径，也就是一硬实力铺软实力，首先形成全球性的文化购买力和文化传播力，进而获取全球性的文化产品筛选权、文化话语权，最后则是孕育具有原创性的文化思想贡献。

　　在实施上，屠启宇给出了6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文化认同与影响力提升策略、文化整体形象塑造策略、扩大文化开放共治策略、提升文化品质策略、文化场所营造策略和文化设施品质提升策略。

　　比如在文化影响力和全球认同方面，屠启宇建议要吸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来上海设立总部，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节庆，发现培植一批策划和传播新“海派时尚”的新媒体等。

　　在文化开放共治方面，屠启宇认为，上海要成为“全球性文化治理全球示范中心”，既要考虑市级公共文化资源的更均衡布局供应，同时也要将社区作为上海文化发展的基本单元、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群落卡站建设。比如，要推动“市民文化节”向区县街道下沉，鼓励“创意集市等自发”文化事件，给予文化艺术从业者落户、公租房等政策上的优惠等。

　　学者对城市发展和规划提供建议和策略，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看来，并不见得就一定切中要害，但学者应该更多地承担起责任，更多地发声，并结合各人的专长为规划者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而规划者和城市发展的主导者也应该更多倾听城市里面生活的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