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去行政化，并不是让审判权“裸奔”

       从佘祥林案到聂树斌案再到呼格案，这类法治热点事件一次又一次叩问着司法公正和改革。司法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新形势下，司法改革是法治中国从梦想走向现实的关键环节。

　　司法改革的焦点是去行政化，尤其是法院的去行政化，主要目标是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法院来说，审判权应当居于核心地位，审判管理权居于辅助地位。但是，实际情况时有相反。比如，行政化的审判管理权常常干预、影响甚至主宰了审判权，审判权有时反倒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并完善司法管理体制，是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前提。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纲要”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完善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可见，健康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应当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

　　这样的改革方向和思路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法院的行政化审判管理权一头独大，通过各种明规则、潜规则来干预甚至代行审判权，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主要根源之一。例如，所谓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导致办案法官只有审理权没有判决权，再如，所谓请示汇报要求下级法院就案件的处理向上级法院请示报告，根据上级法院的明示或暗示来判决案件。还有，审判委员会制度导致审判分离，即审案者不判案、判案者不审案，违反了司法的亲历性原则。上述种种弊端，均源于审判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故对此行政化管理权的去除尤为必要。

　　不过，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某些体现行政化审判管理权的制度也不宜立即废除。举例来说，审委会制度虽有弊端，但在对其进行必要改革后，如逐步淡化其决定具体案件的功能，而强化其总结审判经验、实行类案指导的功能，则仍有一定的合理性。更何况，审判管理权中一些行政化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清除，如对人财物的管理必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同时，还存在一种业务化的审判管理权，不但不能废除，还应当适度加强。此类权力涉及流程监控、业绩考评、质量评查等，对保障审判权的正常运行起着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因此，对审判管理权持辩证分析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可取的。

　　有权力必有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去行政化改革并非意味着让审判权“裸奔”，而是在尊重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有效的监督制约之中，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四五改革纲要”将审判监督权与审判管理权都视为审判权的保障性权力。相关监督主要是一种业务性监督，如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院庭长、审委会、审管部门及专业法官会议的业务监督等，基本上类同于业务性的审判管理。

　　构建中国特色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司法规律尤其是审判规律，具有中立性、独立性、被动性、终局性等特点。我国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囿于行政化与地方化两大痼疾，而表现出有悖于司法规律的趋势。因此，通过司法改革逐步革除地方化和过度行政化的弊端，并最终形成一种符合司法规律的现代化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当然，尊重司法规律并非不尊重中国国情与实际，也不是忽视中国司法的实际发展阶段，而是要通过坚定不移的司法改革逐渐趋近于司法规律。

　　“权责统一”是司法改革亟须落实的基本目标之一。本轮司法改革正从“还权”与“归责”两大方向上发力，前者指将办案决定权归还于一线办案人员（主审法官或独任法官），后者指拥有决定权的法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涉及到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问题，即改变过去那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和集体负责、集体免责的权力与责任相分离的审判模式，让权力与责任融为一体，以确保司法公正。在此进程中，队伍建设是基础，责任制落实是关键，权责统一是目标，去行政化是手段。

　　司法改革的另一个焦点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在于庭审实质化，使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公正裁判在法庭。具体来看就是，庭审不走过场，不能搞“先定后审”，而要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当庭宣判率，切实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确定罪责方面的关键作用，真正贯彻直接言辞原则、司法中立原则和辩论原则，充分发挥举证、质证、认证各环节的作用，使庭审成为确认罪、责、刑的关键环节，使审判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这体现了一种非行政化特色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与当前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相契合。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