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7年,那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一岁半时,母亲在贫困与饥饿中活活被饿死了(我的父亲在远离家乡的大渡河当纤夫、自顾不暇)。我的母亲离世后,我的外公外婆抚养着我,然而到十一岁时,遇到苏联逼债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外公外婆都饿死了;我这个自幼便在苦水中浸泡的穷苦孩子,自此步入了艰难的独立生活的旅程。在看坝坝电影中,红军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扎根,成为我成长路上的精神指引。
1966年下半年,我作为老三届高中生还没有毕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席卷全中国。在运动初期,我在成都工学院有幸结识了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南下大学生。他们亲切地唤我“张小弟弟”,我也满怀敬意地称他们为大哥哥、大姐姐。尽管我衣着破旧、穷困潦倒,但他们丝毫没有嫌弃我。他们带着我前往北京,帮我把破旧衣衫脱来丢了,换上了他(她)们为我购买的崭新的衣物,还让我住进了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复杂的时期,我始终保持理智,从未卷入武斗。毛主席第七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我就在距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红卫兵挥手的地方大约500米的东长安街,亲眼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我在北京,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悉心照料下,跟着他们四处参观,北至哈尔滨,东达上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期间,我偶尔回四川,但为了躲避四川的武斗,北京成了我的避风港。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眼界,这些经历为我此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里,我深受毛泽东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
1969年10月,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幸福的新婚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当时爆发了苏联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的战争,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同年11月,征兵的机会来临,我怀着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我忍痛告别了新婚的妻子,毅然投身军旅。我深知,当兵就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了。我从戴上红五星、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那一时刻起,我便立下誓言:“当兵不为私,为私不当兵”一心忠于祖国和人民,哪怕血洒战场,也绝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