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操心中国“中产忧郁”纯属多虑

       7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2.25亿人踏入中产阶级,让中国执政者担心》的文章,指中国的“中产阶级”对现状“不满”,担心养老,担心因病返贫,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等等。随即,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一些跟帖式的文章,从大学升学率、房价、退休制度、脑力工作者就业等方面“阐释”“中产阶级”的不幸遭遇,甚至把股市熔断机制、雷洋案与“中产阶级的不安”扯到一起。

　　相对这些文章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笔者更愿意使用“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中产阶层”进入“权力阶层”的道路极其狭窄,即使“有路子的企业家”也不容易进入“权力阶层”;中产阶层对西方文化比较认同,而近期草根群体崛起,倾向于否定西方价值观,导致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对中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笔者认为,这些“奇幻的想法”完全混淆了中产阶层的基本概念,也混淆了“改革”和“积极的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中产阶层不可能覆盖政务官队伍,政务官队伍也不等于“权力阶层”。这种拿财产换权力的思维本身就违背现代政治理念。随着一批批重量级官员锒铛入狱,所谓官场潜规则已经被狠狠打破。而把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当作中产阶层的标签,同样是草率的。这些严重脱离中国开实际的想法,根本不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价值观,而是一些习惯于给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泼污水人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强国战略,从“十一五”规划以来连续列入三个“五年规划”当中。发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稳定经济发展成果,还将促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提高全社会的“共治”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要“啃硬骨头”“涉险滩”,要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顽症痼疾,让经济运行更加高效有序,让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让社会矛盾调解和处置机制更加顺畅。要通过不断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个过程,既与各个阶层相关,也需要各个阶层来参与。

　　前述文章谈及的种种“担心”,包括养老、医疗、房产所有权、物价、脑力工作者就业等等问题,并非仅仅涉及中等收入群体,对偏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甚至与偏高收入群体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世界各国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前几年多个中东国家局势不稳、导致今天欧洲移民成灾,一些发达国家频发恶性治安事件,都说明中产阶层不可能独善其身。中产阶层的忧虑应当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忧虑”。

　　中国的中产阶层首先属于先富阶层,他们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即使他们中的一小部分选择了移民,不也是基于先富之后的选择吗?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转型推进,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商业竞争、司法保障等都面临一些具体矛盾,中等收入人群对国家治理的参与要求也会上升,这不是坏事,而是正常诉求。通过完善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基层民主、经济民主等体制机制,让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各方面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本身就是改革的方向。

　　《经济学人》的文章试图把中国中产阶层单独剥离出中国社会,把这个原本多姿多彩的阶层描绘成一个“忧郁症群体”,说成是现有社会矛盾的主要受害者,并给他们贴上反体制的标签。该文作者即使不是刻意挑拨,也在事实上发挥着挑拨的功用。(董少鹏 作者是证券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