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中国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中国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避免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有根本区别。首先，逻辑起点不同。供给学派兴起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国家深陷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凯恩斯主义失效，由此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大行其道。而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滞胀”，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处在中高速区间，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次，面对问题不同。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病症，当前中国面对的是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侧调整跟不上需求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第三，政策定位不同。西方供给学派解决滞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要丰富得多，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目的是要提高企业效率；提出的“降成本”，与供给学派的“减税”也不同。我们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要点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4个要点：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面临的是通缩压力。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若照搬当年英美国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药不对症。第二，应该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第四，不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未来应着眼于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

　　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可用的供给侧政策工具很多，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一是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性。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要提高两者的协同性。提高两者的协同性，关键在于做好结构性文章，一方面将结构性税收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总量管理与结构性放松相结合。二是加强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协同性。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加强目标上的协同性。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供给侧政策，都应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预期。尤其是一些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全局的改革举措，应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为核心目标，不能因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变向。三是加强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3个结合”。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第三，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垄断行业改革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