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纾困六题｜连年减税降费，企业负担为何仍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李永华 | 北京、广东、湖南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0期)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一个通俗的说法是“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营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真的好。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似乎陷入了群体性困境，企业家们则表现出集体性焦虑。

　　企业家们反映说，环保“一刀切”、处置金融风险、政策“急刹车”、大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加剧了企业的困境。

　　一方面民企越来越重要，但另一方面民企也越来越困难。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民企悖论”。

　　其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产权保护意见的出台，还是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又或是大规模减税降费，无不彰显中央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倚重。这种倚重史无前例。

　　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那么，民企之困从何而来?企业家们又在焦虑些什么?民企的出路又在哪里?

　　题一

　　连年减税降费，企业负担为何仍是不能承受之重？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

　　两项相加，2018年减税降费目标超过1.1万亿元。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达到万亿级别的减税降费规模。

　　新一届政府履职半年多来，“减税降费”一直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针对“减税降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强调，“已经部署的工作必须抓紧落实，对没有落实的或落实不力的要追责”“对减税降费落实情况，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拿出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但从企业的实际感受来看，政策的落实情况与中央的要求仍有距离。

　　“社保缴费已成最大压力”

　　从2018年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

　　“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16%，这本来是对企业的利好，但随之而来的缴纳社保政策的调整，使得企业社保支出额度大幅增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支出，减税的红利一下子被抵消掉了。”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这被认为是社保费征管的强化之策，其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企业得按照实际工资为员工缴社保。

　　几乎在同一时间，常州一家企业被追征10年社保。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恐慌。

　　“企业肯定恐慌，叠加压力更大，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更大。”一家零售业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零售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人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员工资连续增长，实体零售业利润快速下滑。他所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时企业和职工合计缴费比例已经超过职工工资三分之一，而且最近几年缴费基数以15%左右的幅度不断上升。

　　“近几年，国家在给企业减负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如养老保险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费率。但是国家在降低费率的同时，各省份社保缴费基数均在以10%以上的幅度向上调整。”湖南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举例说，以湖南为例，2016年省定基数为4525元，2017年省定基数为4941元，较2016年上浮9%;2018年省定基数为5513元，较2017年上浮11%。基数增长的比例远远超过了降低费率系数，出现不降反增的局面。同时，湖南个别城市医保基数定基过高，远远超过其所在行业60%的员工工资水平。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各地确定的缴纳社保的基数普遍偏高，高于很多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按偏高标准缴社保，这令很多企业无法承受。

　　有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社保缴费已经成为最大的压力。

　　根据中金公司测算，社保征收交由税务部门进行后，若缴费基数完全规范化且不降低社保费率，将使企业利润总额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约8%，中小创公司利润下滑约9%，过往缴费基数较低的中小企业受冲击程度尤为明显。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研中，中小企业建议降低社保费率和费基的呼声较高，迫切呼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中金公司建议，社保费率下调6～8个点或能降低从严征收对企业的影响。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明确要求，“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

　　各项收费仍然繁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推动降费的政策力度可谓空前。

　　2013年以来，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少至49项，共减少136项，减少幅度超过73%，其中涉企收费由106项减少至31项，共减少75项，减少幅度超过70%;政府性基金由30项减少至21项，减少幅度为30%。

　　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区、市)自主清理本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770项，其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平均减少至12项左右，其中涉企收费平均减少至3项左右。

　　然而，各项收费还是让企业家们苦不堪言。

　　湖南一家环保企业的执行董事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举措，但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却减轻不多。”他以所在的环保行业为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缴纳的费用还较多，如环评、安评、水评等评估报告收费仍然过高，人防建设费、地铁建设费、工会经费等费用名目繁多。

　　一位不愿具名的东莞企业家反映，他们在做项目申报、资格审查、资质申请等工作时，会涉及多种类目的第三方收费和高昂的服务费。“税费负担已经成为民营企业不能承受之重。”这位企业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规范收费标准，清理收费乱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方收费确实令成本更高。”另一位企业家提醒说，“前两年简政放权的力度比较大，但如今感觉有点倒退，地方政府还是揽权，说白了，还要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

　　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变相巨额加税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除去人工要素成本上升，土地、水、电、气等要素成本均处于高位，特别是土地和房产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也降低了民间投资的意愿。

　　租金向来是零售企业成本的主要组成，据上述零售业上市公司负责人介绍，随着最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价格的快速上涨，零售业的物业成本迅速上涨，成为零售业成本中上升非常明显的部分。零售业的利润率一般在1%~3%，而物业成本一般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涨，利润的增长远落后于物业成本的增长。

　　珠三角地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大量收入，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对居民和企业的变相巨额加税，导致企业制造业投资能力不足，而房价高企则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当下，中央已明确表态，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在“房住不炒”的大原则之下，火爆多年的楼市已初现“寒意”，缓解房价高企对投资和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可期。

　　更大规模减税在路上

　　更大力度的减税当然也是企业家们热切期盼的。

　　从财政部7月发布的信息来看，今年1—6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同比增长14.4%。

　　因此，很多企业家认为，从这些数据来看，减税仍有较大空间。

　　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7、8月份财政收入增幅已分别回落至6.1%和4%，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增速会低于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9%，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8%;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8.2%，2017年为27.2%，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

　　之后，刘昆也出来表态称，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并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

　　官方不断释放的信号使外界相信：一大波减税降费政策已在路上。

　　当然，政策的落实至关重要，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行动起来。

　　以湖南为例，10月1日，湖南出台《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实施方案》，从持续降低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降低用能用地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等8个方面发力，其中第一条就是，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产业政策、有较好发展前景、一时遇到较大困难的企业，依法依规实行税费缓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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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二

　　民企高杠杆时出无奈，去杠杆也需讲方法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去杠杆，市场资金抽紧，导致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消耗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今年5月初，位列全国500强的盾安集团自称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恳请浙江省政府出手救援。

　　盾安集团并非个案。今年以来，民营企业频频爆出债券违约事件，同时，大股东股权质押爆仓、一块钱转让控股权、卖身国有企业的事件接二连三。

　　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链何以告急?是否像盾安集团在其向浙江省政府的紧急报告中所言，都是去杠杆惹的祸?

　　高杠杆撬动下的大扩张失控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9月发布的研报称，与以往几轮信用违约爆发不同，2018年这轮信用违约与经济和行业景气度下行关系不大，主要由于“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信用收缩引发。

　　同时，中金固收认为，本轮违约中民企较多，除了融资渠道受限外，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民企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和内控偏弱的问题。部分案例中还存在大股东或管理层掏空公司，侵蚀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过去几年宽信用环境下，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企业，是本轮信用风险爆发的“重灾区”。

　　曾经喊出营收一万亿目标的凯迪生态(*ST凯迪，000939.SZ)可谓其中的典型。2009年，凯迪生态一口气收购9家电厂，自此走上扩张之路，2014年一股脑收了154个项目，让人瞠目结舌。

　　与大手笔的“买买买”如影随形的是，凯迪生态成长为财技高手。股权质押、资产证券化、定向增发、发行可转债、银行贷款，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融资手段全用上，结果就是其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17年，凯迪生态这辆高杠杆战车戛然而止，公司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实现营收54.56亿元，亏损达23.80亿元。截至目前，凯迪生态负债278亿元，其中2018年到期的债务约150亿元，背负的债务成为公司2017年年度亏损以及2018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凯迪生态还承认，此前的收购中，存在大量效益低下或者资源属性远大于经营属性的资产。

　　一家零售公司的副总经理称，前些年，来钱容易，银行追着放款，定增、发债，还有其他渠道都能来钱，投资确实有些盲目，“投的项目很多都不赚钱”。

　　另有一家环保公司高管坦言，过去几年，环保企业争抢PPP项目，大量依赖融资，企业自身资金不足的时候，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今年，PPP政策忽然收紧，举债的项目被冰冻或者被提前终止，企业顿时陷入困境，甚至资金链断裂。

　　此外，从已“爆雷”的多家公司来看，多数公司存在短债长投的问题，如盾安集团就是如此。

　　民企融资难之痛

　　除了企业自身过度加杠杆导致资金链风险外，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也迫使民企承受更大的压力。

　　一家环保上市公司高管表示，“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一是贷款周期短，民营企业的贷款期限往往仅为一年，而贷款的审查周期则通常长达2～3个月。二是贷款金额较小，解决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三是银行要求高，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抵押物要求较高，很多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基本拿不到贷款。四是贷款利率较高。加上担保费、评估费、登记费、审计费，还有个别银行的‘财务顾问费’，目前民企的融资成本一般是基准利率的两倍以上，比国企的贷款利率往往要高出两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银行贷款之外，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即“非标”融资一度是民企青睐的渠道。

　　按原银监会的定义，这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

　　今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出台，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度暂停“非标”业务，此后大幅压缩“非标”类融资。

　　招商证券固收团队根据26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研究显示，上半年“非标”规模下降约12%。26家上市银行表内“非标”规模约6.6万亿元，较2017年末的7.5万亿元减少超过9000亿元。2017年全年“非标”减少1.8万亿元，降幅19.5%。表内“非标”占总资产比重从2017年末5.1%进一步下降至4.3%。

　　正规渠道来水少了，一些企业不得不铤而走险，寻求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

　　“大公司好歹还能拿到银行的钱，我们根本没戏。”一家经营粮食加工的中小型企业老板感慨，“房子、车子全部抵押了。”其贷款利息高达月息3分甚至5分，也就是年利率36%或60%。

　　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也反映说，今年开始，企业的融资成本激增，企业贷款本来是基准利率上浮10%，现在也上浮到30%以上。“银行可以把压力转移到企业，但企业可以把压力转移到哪里呢?”

　　上述环保上市公司高管还称，中小企业贷款到期时往往需要过桥倒贷，就是需要重新办理贷款，这使得很多企业必须四处借钱倒贷，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很多时候直接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境地。

　　相对于民企，国企的融资环境则是另一番风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这几年国企融资大幅改善，而民企融资在持续恶化。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

　　吊诡的是，海通证券研报称，“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开始降杠杆，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从去年末的60.4%降至59.6%;而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去年末的51.6%激增至55.8%，目前由于信用收缩反而被迫在加杠杆。”

　　面对当前的问题，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据了解，日前，湖南省推进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企业以自己的应收账款为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贷款额一般为应收账款面值的50%至90%，可以解企业一时之困。

　　得知该消息的第一时间，湖南一家新材料上市企业副总经理谢明(化名)就赶紧电话联系其朋友，告知对方可通过该渠道申请贷款，还掉一部分民间高利贷，缓解资金压力。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则称，上半年去杠杆力度过猛，导致很多民企的资金链断裂，下半年推进结构性去杠杆，不再“一刀切”，国有企业将是去杠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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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三

　　稳定企业预期，“一刀切”“急转弯”“大掉头”要不得

　　“长远来说，去杠杆、环保、税费规范，这些事情都应该做。但是，如果执行起来‘一刀切’，很多中小企业承受不起。”

　　谈及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湖南一家新材料上市企业副总经理谢明颇有感受。

　　环保“一刀切”之痛

　　“一刀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期采访的诸多企业界人士频频提到这个敏感词。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9月撰文称，“比如说‘三大攻坚战’中的环保风暴，毫无疑问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如果环境破坏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制止，中国经济也不会有未来。但问题是上头一号令，下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执行，而且层层加码。很多地区的很多工厂一夜之间被迫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崩盘式的下降。我最近去西部调研，就发现有一个地区因环保风暴而导致今年的GDP缩水80%。”

　　2017年10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江西景德镇乐平塔山工业园实地调查时发现，当地原本50多家化工类企业，当时也因环保整改而大批关停，只剩下三四家大型企业尚在营业。一位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生产也是合法合规的，现在停产整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产，损失太大了。”也有小企业负责人称，如果要上环保措施，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的投资，后期运行维护开支也不小，企业很难承受。

　　不光如此，标准的缺失也让中小企业头疼。湖南邵阳，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说，“上面一说督察，全部关了。我们也想上环保设施复产，但走了好多部门，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做到什么样才能复产。”

　　9月30日，粤北某企业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2014年通过环评、2016年通过环评验收，且每年的环保抽查都合格。但是，因其所在基地后来被划入禁止燃煤区，“最近每天都面临环保部门一至两次监督检查。在最近10天内，企业除每天接待环保检查外，还接待了安监检查、生产许可证检查、质量监督检查、建筑规划检查等各种检查。”

　　政策“急转弯”“大掉头”让企业无所适从

　　相对于政策法规执行环节的“一刀切”，政策“急转弯”甚至180度的“大掉头”，更让企业无所适从，受伤深重。

　　今年初，财政部开始规范地方PPP项目，严防地方借不规范的PPP项目变相融资举债、开发房地产等行为。随后，不少省份大规模叫停PPP项目。

　　有业内人士说，去年还召集企业培训怎么做PPP项目，今年就叫停，一些已经进入的企业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对此，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联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建议，财政部应指导地方政府精准执行PPP政策，避免“一刀切”叫停PPP项目的简单化做法，对于已经签约和开工的PPP项目要采取措施保证其融资的连续性，防止人为导致的违约风险。

　　一家药用辅料企业也因政策转向栽了一个大跟头。该企业董事长称，2015年国务院7号文、卫计委的70号文提出药品单独分组政策，授权各省份制定分组策略，可对单个药品单独定价、单独招标。

　　他由此判断，企业独家的某产品有望赢得突破市场的机会，制定了非常激进的销售政策。“最后呢，所有药品取消单独分组政策，公司囤了很多货”。公开数据显示，这对其业绩带来极大拖累。

　　今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5·31新政”)，严控光伏发展，引发了全行业的震动。

　　“‘5·31新政’初衷固然是好的，想解决产能过剩、弃光限电、补贴拖欠等问题，但毫无征兆的‘急刹车’没有给行业和市场一个合理的缓冲时间，导致许多在建项目茫然失措。”一家能源类企业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急刹车”不仅让一大批中小型企业破产倒闭，更是波及整个新能源补贴领域，人心惶惶，如履薄冰，企业对投资、并购重组、技术创新更加谨慎和少投入了。

　　“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官”“新官不理旧账”现象也让企业担忧。

　　据了解，最近，国中水务旗下的国水污水处理公司建设的昌黎县污水处理厂就被昌黎县人民政府要求提前解除特殊经营权30年的BOT合同。14年前签订的合同，现任政府一个会议就可以随时限期解除。

　　另有一家环保上市企业执行董事长谈及其公司4年前与湖南某地签约的项目时说，“4年多过去，当年签订的协议基本没有落实，我们投的一个多亿现在想要收回来，都被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无理要求我们降息收回资金。”

　　执行层面为何会出现这种种让企业备受困扰的现象?

　　中部一省份某县一位官员认为，当前层层督查考核的压力很大，基层官员的一些做法看起来过激，却能够比较快地解决问题。

　　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认为：一项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个逐级传达的过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也都存在一个匹配、适应、调整的过程。有个别区域的个别行业出现暂时的混乱，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政策层面的种种影响，上述药用辅料企业一高管认为，企业不怕改革，最怕前后不一致，上下不统一。

　　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称，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要做的事不仅仅是检查，更重要的是，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特别是政府行为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有责任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使广大的中小企业走出一条绿色环保、可持续创新发展的道路，单纯地通过监管和命令会适得其反。

　　湖南一家休闲食品制造企业董事长对《中国经济记者》记者表示，“我们不怕做企业，如果给足够长的时间，也能追上国际大型企业，但前提是政策要稳定、连续，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9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浙江临时改变考察路线，前往一民营企业投资的项目时说，“我们还会出台更多政策，给民营企业更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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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四

　　不存在“国进民退”，但所有制歧视仍待消除

　　在有关民企之困的讨论中，民企与国企的对比被屡屡提及，甚至有分析称“国进民退”是民企焦虑的来源之一。但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呢?不如用数据来说话。

　　国企收购民企是市场使然而非政策风向

　　最近被热议的民营上市公司“卖身”国企的现象，被视为“国进民退”最直接的证据。

　　真实情况如何?先说面上的数据，今年截至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发生股权交易，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或机构占比35.34%。

　　占比35.34%，也就是说，国资依然不是主力，顶多也就算“援军”。

　　凑近一看，“援军”到底是跟在主力后面捡了便宜还是接了烫手山芋，还不太好说。以总价一块钱转让控股权的金一文化为例，其负债128.53亿元，连续4年经营性现金为负，2017年经营性现金流为-16.65亿元。怎么堵住这样的失血黑洞?想必接盘方还有得折腾。

　　再深入分析，所谓的“国进民退”当然不是政策风向，相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鼓励民资参股国企推动国企经营机制转变。

　　因此，这一波发生在资本市场的所谓“国进民退”一定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在过去的很多年，很多企业已经习惯了高速扩张的模式，甚至冒进扩张、激进并购，一些民企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来融资，更有甚者把经营性融资搞成资本投机，明显金融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股市下跌超出原有预期，最终导致民企大股东股权质押爆仓。

　　在这一轮的接盘者中不乏国资，也才有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国进民退”。民企也应从中反思，加强风险意识，警惕非理性扩张和过度举债。

　　民企对公平的渴望最为迫切

　　时间再拉长一点，视线再放宽一点，有些事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企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这句话一度很火爆，不过，它出自12年前一位民企老板之口。

　　有学者曾说：“200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体会到的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那段时间里，有德隆之死，也有郎顾之争，且以顾雏军锒铛入狱告终，正是“国进民退”论肇始之时。

　　12年过去，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的地位有何变化?2005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GDP 49.7%，现在占比超过60%。既然从上一波“国进民退”论高潮至今，民营经济始终高歌猛进，那民营企业家们真正焦虑的是什么?

　　市场对公平的渴望，对所有制歧视的抵触，最是触动人心。

　　“以近几年快速走热的PPP项目为例，70%~80%的PPP项目实际上被国企或者央企拿走了，中小型的民企，特别是具有专有技术、专有运营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参与进来。大部分地方政府偏爱与国有企业合作，一些地方政府在PPP项目招标过程中会通过设置各种不必要的条件来避免民企竞标，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二次承标或者联合国企，戴上国企帽子的方式来参与PPP项目。”一家参与竞争PPP项目的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多位企业家认为，国企比民企占优势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两点：第一，国企拿地比民企容易，项目立项基本是绿色通道，地方政府更喜欢国企，尤其是央企带来的大项目。第二，银行也更青睐国有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往往比较低，比民营企业低5到10个百分点是常态，有时甚至超过10个百分点。

　　一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央企来做项目，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要小很多，但项目若给了民企，地方政府就担心出问题被问责。说白了就是不想担当，地方政府懒政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央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关键是落实，问题也出在这里。”

　　有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国企原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坦言：政府的确更相信央企。“如与民企合作，可能三五年之后，有可能人都找不到了。央企和国企就不可能。”而在一些领域，相比民企，央企确实有天然的优势。比如他所从事的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与公众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必须要把控安全风险，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肯定就高。

　　当然，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中，民营企业也希望得到国家更多的补贴支持。

　　“产业升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补贴大部分流向了国企，而创新成果更多是由民企贡献的。”珠三角地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实体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因此，他希望国家对实体企业的科研创新给予更多补贴支持。

　　国企的资源红利不宜继续扩大

　　而一些反映国企和民企不同趋势的经济数据也应引起重视。

　　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数据显示，对比2016—2018年3年每一年度前7个月的情况，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长速度分别是：-6.1%、44.2%、30.5%，私营企业则是8.7%、14.2%、10.3%。有分析认为，国企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因为在上游生产资料领域占主导，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明显。

　　以国企主导的一些资源性行业为例，对比2016—2018年3年每一年度前7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情况：采矿业是-77%、7.9倍、53.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是130%、100%、97.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是-19%、13.7倍、18%。

　　而同期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为12.8%、18.1%、14.3%，明显低于上游。上游资源型行业利润的上涨是靠资源价格上涨推动的，其必然转化为下游制造业的成本压力，而民企基本集中在下游制造业。这也是民企倍感压力的原因之一。

　　有经济学家认为，国企占有独特的资源红利，但这类红利显然不宜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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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五

　　产权保护道阻且长

　　正当民营企业家们的焦虑成为社会话题的时候，2018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牟其中系列案之一的信用证担保纠纷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这是20年前的旧案。

　　1999年，南德集团因牵涉信用证诈骗纠纷被查封，同年，南德集团实控人牟其中被以信用证诈骗罪逮捕入狱，200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2016年假释出狱。

　　在此期间，牟其中因不服其信用证系列案件的判决，一直在申诉，历时十几年。

　　此番最高院裁定提审，被认为是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强烈信号。

　　今年更早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张文中、顾雏军、许荣华等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均有了积极进展：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物美创始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8月31日，许荣华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案胜诉。

　　为稳住企业家的信心，中央可谓不遗余力。

　　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多年以来，企业家最大的不安，来自对财产权的不安。也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打消企业家对财产权的焦虑。

　　2016年11月底，中央出台产权保护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产权保护意见”)直击产权保护的要害，首次提出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中央下定决心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不到一年，2017年9月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全文发布。中央首次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并特别强调了“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提出要保护企业家的三大权益：企业家财产权、企业家创新权益、企业家自主经营权。

　　紧接着，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再审张文起、顾雏军、许荣华等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决策层的一系列举措，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工商界、企业界、投资界人士，不仅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也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平反满怀期待。

　　“涉及产权的冤案平反比登天还难”

　　但在司法实践中，产权纠纷案件纠错之难，以及所面临的重重阻力，仍让不少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部署能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存有疑虑。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2016年底产权保护意见出台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但在具体个案上始终难见进展。有申诉中的企业家感叹说，“涉及产权的冤案平反比登天还难。”

　　司法系统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陈，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难以平反，既有历史形成时间跨度较长、成因复杂等原因，也因为产权案牵涉利益主体众多阻力较大，还因为司法系统内部不愿意自揭其丑，更担心后续的追责等一列问题。“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司法系统内部缺乏动力甚至阻挠产权纠纷案件的甄别纠正。”

　　顾雏军案颇具典型意义。

　　自2012年9月出狱后，顾雏军便提出再审申诉，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院受理了顾的申诉，之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一直杳无音讯，直至2017年底在中央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再审。

　　6月13日、1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顾案的审理连续进行了两天、累计近30小时，对124份双方有争议的证据、10份新证据进行质证，双方激烈交锋，全程庭审完全公开。这被誉为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也充分证明了“一个案例的影响力可能不亚于一沓文件”。

　　顾雏军最后是否无罪尚不得而知，但作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产权纠纷案，其申诉之艰难亦令诸多企业家感叹“产权纠纷案的甄别纠正道阻且长”。

　　如今，牟其中系列案之一的信用证担保纠纷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足见中央以法治保护产权决心之坚定。这无疑让更多处于申诉中的企业家看到希望，也集体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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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六

　　苦练内功，民企也需新打法

　　企业的呼声，已经得到从决策层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回应。

　　“商务部和海关最近到公司调研，贸易战、融资难、社保这些敏感问题都谈了，我感觉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很重视，也很了解。”湖南某粮油企业高管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同时，破解当前困局，除了外部的支持，企业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对应对当前的挑战尤为必要。

　　“很多企业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高库存、管理粗放、高杠杆甚至盲目举债扩张几乎是这一轮陷入困境民企的共同特征。

　　“这一轮所谓的民营企业生存危机，更多确实是因为企业过往经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时的一次集中爆发。”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是清醒地审视当前的市场形势。

　　华菱钢铁原董事长、现湖南省经信委主任曹慧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钢铁市场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8亿吨钢已经是极限，不太可能再增长。”

　　对于轨道交通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认为，轨道交通2009年之前年均30%的增长，这几年是平稳增长。国内只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已经不可能。

　　与此同时，行业洗牌之后，市场集中度也在快速提升。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称，“过去还有些小企业，现在这些基本都关门了，行业的格局已经向大企业集中了。”

　　更为迫切的是要适应改革大势。

　　“前40年改革红利太多，太宽松了，制度性的要求没那么严谨，整个经济是粗放型的，企业家们也都习惯了粗放发展，这确实导致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环保压力非常大。”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突然感觉宽松的环境不见了，粗放的红利没有了，很多企业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虽然已经从农村洗脚上田，但还不习惯脱鞋上楼，还得有一个过程。”

　　“但中国企业不可能永远都待在全球制造体系的最低端，要往上走，对一些习惯了低端制造的企业就会造成压力。我们在从全球制造体系的最低端向中高端提升，这不仅仅是一个扩大订单、提升产能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企业由内至外进行彻底改造的过程。过往的企业发展模式是粗放的、野蛮的，那时的市场相对也是，但现在消费者的要求高了，企业也势必要适应这个变化，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环境已经变了，但是很多企业还在用过往的那一套去应对，自然会觉得力不从心。”在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看来，制造型企业所面对的困局就是产能过剩。“确切地说，是低端产能过剩，处于低端产能的制造企业自然面对的就是融资难。但是，对于那些高端型的制造企业，或者具备新商业模式的制造型企业，还是会被资本所青睐”。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一片哀号。不局限于制造业，今年以来，像小米、拼多多、蔚来、美团这些拥有新模式、新动能的企业都纷纷成功上市。而像华为、大疆、商汤科技这样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更是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

　　行业巨头也有可能在变革期被淘汰

　　不论国企，还是民企，无疑都需要适应新的变革，需要不同的打法。

　　以中联重科为例，该企业及其所在的工程机械行业过去几年近乎涅槃重生的经历，展现了企业前行的一种可能。

　　从2009年到2012年，火热的基建与房地产市场对工程机械需求猛增，整个行业形势极其火爆。市场刺激下，各企业纷纷扩产，不少企业跨界杀入，直至整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各家企业曾纷纷加杠杆撬动市场，低首付、零首付纷纷出现。

　　然而，2013年开始，工程机械行业断崖式下跌，整个行业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

　　“这个低谷时期，非同于一般的低谷，必须承载这么多年的高峰市场带来的问题，粗放式发展，杠杆率很高，由此带来的信用销售风险很大，所谓的效益是虚假的效益。”詹纯新坦言，“过去用高杠杆做的市场，真正去掉了。”

　　中联重科全面收缩、调整。到2018年上半年，其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收入135.92亿元，同比增61.15%。

　　詹纯新介绍，企业从2014年开始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智能化、创新是其补短板的核心。今年7月，中联重科牵手吴恩达团队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吴恩达曾先后主持谷歌和百度的人工智能板块。詹纯新介绍，中联重科将向价值链上游提升，成为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装备制造企业。

　　中联重科的打法，是很多企业共同的选择。一旦认识到所犯下的错，久经沙场的企业家们迅速纠正航向，回归正确的主航道。

　　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革期，是企业由低端向高端的变革，这个变革期是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时的变革。对企业要求也就更高，不仅仅是做大那么简单，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而且还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可能还是目前行业中的巨头。谁能在这场变革中完成质的转变，谁就能迎来下一个时代。”

　　如同财经媒体人秦朔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国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质。国企、政府、民企，三改齐发，“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